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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7日，小崗村新帶頭人、村黨委第一書記沈浩（前右）與大包干帶頭人關友江、嚴俊昌、嚴金昌、嚴學昌交流小崗村的改革發展情況。? 新華社發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６日凌晨，一個極其平常的日子，一名普通的村干部悄然離世。
得知這位名叫沈浩的安徽省滁州市鳳陽縣小崗村黨委第一書記去世的消息，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在批示中，對沈浩的去世表示沉痛悼念，對沈浩的親屬和小崗村村民表示親切慰問。
一名最基層的農村干部，為什么得到總書記如此的關注？
在沈浩去世２０多天后，記者走進小崗村。傾聽了一名共產黨員、村干部殫精竭慮為人民的感人故事，體悟到一名基層黨員干部忠實踐行對黨、對人民的莊嚴承諾，感受到三份“請愿書”上那幾百個紅手印的真誠與滾燙……
２００９年隆冬。江淮大地朔風凜冽。
一場隆重的葬禮在安徽鳳陽小崗村舉行。幾天前，一封在一夜之間落滿６７位小崗村農民紅手印的“請愿書”遞到上級組織和家屬手中——請回沈浩同志骨灰。此刻，上百戶人家拖兒帶女、扶老攜幼聚集在這片曠野上。
一塊高大的黑色墓碑被一雙雙粗黑的手立了起來，上書：“小崗村黨委第一書記沈浩同志之墓”。
方方正正的墓室上，覆蓋著一面鮮紅的黨旗。
紅手印，中國農民意志最真實、最樸素、最堅決的表達。
１９７８年初冬，小崗村十八條好漢冒著“坐牢殺頭”的風險按下的紅手印，掀開了中國改革的序幕。如今，那張“生死契約”已經平靜地躺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整整３１年后，樸實的小崗村人為請回一位普通村干部的忠魂，再次莊重地按下紅手印。
一步一個腳印，沈浩帶領小崗人描繪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藍圖。２００６年秋天，９８個紅手印把沈浩留在了村里
２００４年２月，沈浩被安徽省委組織部、省財政廳選派到小崗村擔任村黨委第一書記。從省城合肥到小崗農村，從省直機關到基層一線，沈浩的內心不能說沒有反差。來了就要有貢獻，這是沈浩的樸素想法。
小崗村婦女主任韓巧蘭對初來乍到的沈浩記憶猶新。２００４年，猴年春節剛過，她起了個大早開始忙活。聽說從省財政廳下來個干部，要住在村里，她去給他準備好鋪蓋。中午，韓巧蘭在街上看見個身穿深棕色棉夾克，中等個頭，白凈臉的中年男人正往村民家里走。一打聽，他就是新來的書記——沈浩。
“他恐怕在小崗呆不了兩個月。之前下來的干部，有的來這‘鍍鍍金’，回去就提拔。”韓巧蘭和村里人的想法一樣，但她心里納悶，“這書記一來就下農戶家，看來和以往的干部不太一樣。”
“我要一家一戶吃頓飯。你陪我去關友林家。”沈浩說。一聽說要去關友林家，韓巧蘭犯了難：“沈書記，他家老婆孩子精神都有問題，吃的像豬食，衛生條件可差。蒼蠅哄哄叫，床上、鍋臺上都是，多得像頭毛。我就不去了。”韓巧蘭心直口快。“村上人不去他家，我更要去看看到底有多難。”關友林家這頓飯，沈浩吃了。不久，工匠粉刷了關家的三間平房，地面打了水泥。全家辦了低保和特困戶手續。
一個多月，沈浩把全村１０８戶跑了兩遍，摸清了小崗的家底……
“一朝越過溫飽線，２０年沒進富裕門”，有人用這句話形容小崗村。還有人用“偏、窮、亂、散”四個字描述小崗村：地處偏遠，交通不便；２００３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２３００元，村集體欠債幾萬元；村里到處是柴垛、垃圾，環境差；缺乏一個團結的、有戰斗力的領導核心。
有人甚至對外派干部來小崗村有抵觸情緒，提出“崗人治崗”。
“是啊！小崗肯定難搞，既然來了，還怕嗎？要退縮嗎？絕不！”沈浩在日記中寫道，“要得到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就必須融入小崗，了解民意，踏踏實實干幾件事，讓村民了解自己、認識自己。”
修路——沈浩干了來小崗的第一件大事。
村里友誼大道東邊２里多泥巴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大伙都巴望著改成水泥路。沈浩跑上跑下爭取支持，終于得到幫扶資金５０萬元。
“大包干”帶頭人嚴宏昌建議，自己的路能否自己修？這與沈浩的想法不謀而合。
修路的日子，沈浩天天泡在工地上，和大家一起撒石子、扛水泥、拌砂漿。一天傍晚，沈浩和村干部來到工地。看到剛剛運來的水泥漿卸在地上，找不到鐵鍬，沈浩就用雙手把水泥漿捧到路基里，全身都是泥，手還被灼傷。村里人嘆服：這個沈書記人實在，不是來圖虛名的。
行動往往勝過千言萬語。沈浩常說，“跟老百姓面對面，不如和大家肩并肩。”３個多月后，路修好了。一算賬，整整省了２０萬元，還加修了兩條水泥岔道。全村勞動力每人掙了１０００多元工錢。
路修好了，大伙的氣也順了許多。
不久，沈浩又干了一件大事——保護村集體財產。
屬于村集體的２０多間房屋被幾戶人家強占，多年無人敢過問。不收回，邪氣滋長，正氣難樹。敢不敢收？村里幾百雙眼睛瞅著新來的書記。以前有開警車來小崗村掛職的干部，也沒敢咋樣。沈浩不怕難，敢碰硬，苦口婆心勸說不通，就通過法律途徑解決。釘子戶終于被拔掉了，村民們對沈浩刮目相看。
熟悉沈浩的人說，他從“城里人”到“村里人”的角色轉變很快：冬天，穿上村里５塊錢買的老棉鞋；誰家的剩茶端起來就喝，誰家的剩飯端起來就吃；抽２塊錢一包的香煙；遇見財政廳的老同事說話，也從“我們財政廳”變成了“我們小崗村”；手上長了老繭，整個人黑了，瘦了……
沈浩成了全天候“村官”。他習慣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和村民平起平坐商量事兒，從不坐老板椅給人居高臨下的感覺。“坐沙發，和大家交流‘零距離’，這樣老百姓才會親近你。”
他住的那間十幾平方米的小屋，床頭貼著村民聯系電話。大門從不上鎖，誰都能推門而入。“村里的大事小情、百姓疾苦他都知道。”房東說。
“大包干”帶頭人關廷珠的遺孀、８６歲的邱世蘭老人，至今還拄著沈浩送的拐杖。“沈浩看原來那根拐棍要斷了，怕我摔著，說要給買根新的。我以為他隨便一說，沒想到他專門買了新的給我送過來。這拐杖拄著踏實。”
五保戶韓慶江那天突然發病，沈浩掏出身上所有的錢，送他去搶救。后來又安排他去當門衛，如今一月能掙５００多元；困難戶韓德國的孫子剛出世，母乳不夠，家里又買不起奶粉，沈浩掏出１０００元錢送去；關友林全家６口人，４人有殘疾，沈浩逢年過節都要送去慰問金和年貨。
“這樣的干部我們覺得可靠，很難找！”“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道出了小崗人的心聲。
穿行鳳陽鄉間，如同穿行在鄉土中國的千年滄桑。
６００多年前，朱元璋在饑餓中崛起，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農民的吶喊與抗爭，但后來，“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鳳陽花鼓聲，伴隨著乞討、流浪，成為鳳陽人共同的辛酸記憶。
革命起于貧窮。向窮困抗爭，與命運搏戰，這是中國農民求索千年的主題，更是橫亙在當今小崗人面前繞不過去的坎兒。２０多年來，小崗人不是不曾努力，不是沒有探索，但幾經沉浮最終沒成氣候。比起其他名村，小崗村的步子明顯慢了。
２００５年秋天，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召開。沉浸在秋收喜悅中的小崗人再次興奮起來。胡錦濤總書記在會上用平實的２０個字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
沈浩在日記中記錄了學習總書記重要講話的心得：“作為一名選派干部又身在名村小崗，更應該滿懷信心，充滿熱情，努力工作，切實為老百姓辦事，為建設社會主義新小崗貢獻自己的力量。”離中央的要求，離農民群眾的愿望，還有很大差距，這令沈浩常常輾轉反側、徹夜難眠。
靜夜孤星、青燈黃卷，沈浩苦苦求索，村西頭那間小屋中，“三農”問題的書堆滿了書架、案頭；他還帶著“大包干”帶頭人、村干部、村民代表一起赴華西村、耿莊、大寨、西溝村、南街村等名村取經。
從書本中找思路，從實踐中學范例。沈浩的心中漸漸明朗：開發現代農業，發展旅游業，招商引資發展村級工業。
要邁開步子，先要解放腦子。然而，這又談何容易！
遇到重大決策，沈浩都要和“大包干”帶頭人們一起“拉拉呱”。過去“兩委”班子不全、人心不齊，矛盾多、積怨多、問題多掣肘小崗發展，如今冰封開始融化了，人心開始聚攏。
優質養殖示范區辦起來了，種植雙孢菇的創業大學生引進來了，小崗鋼構廠等企業也開始生產了，大包干紀念館建起來了……
離小崗村不遠處，有著名的滁州瑯琊山醉翁亭，宋代歐陽修《醉翁亭記》中“與民同樂”的思想時常在警醒沈浩。他明白，要想讓小崗村人同樂，先得讓大伙同富。
村民們的農家樂旅游服務啟動了。小崗村當年的茅草屋、“大包干”紀念館、文化廣場等成了一個個旅游景點，“小崗人家”、“大包干餐館”、“金昌食府”等餐館紅火起來。沈浩還爭取到有關部門的支持，開辟了直通合肥的長途汽車線路，創安徽全省由一個村發往省城班車的先例。２００６年春節前，２６戶住房比較困難的農民都住進了１６０平方米的兩層樓房。
小崗要發展，村黨組織建設是關鍵。沈浩從抓班子、抓黨員、抓陣地入手，在上級黨組織支持和幫助下，充實和調整了村黨組織，把年富力強、作風過硬的骨干，把有點子、出力氣的致富帶頭人，把自愿到村立志創業的大學生村官，吸納進班子，建起了小崗村的第一個黨員活動室，第一個大學生民兵連……
村里的路平了、燈亮了；小崗人心中的燈，也亮了。
然而，三年任期一瞬即至。２００６年秋天，小崗人的心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起來。
“當年我們殺頭、坐牢都不怕，可沈浩要走，我們真怕了。”“大包干”帶頭人嚴金昌說。
“小崗村人最講事實，好干部就是好干部，不好也不會有人說好……小崗村人舍不得他，小崗村需要他，離不開他……”嚴宏昌等幾個人一合計，帶著一封按下了９８個紅手印的信找到省委組織部和財政廳。
走，還是留，沈浩焦灼不安，選擇兩難；挽留，還是歡送，小崗人的選擇也不輕松。
當年率先按手印的“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這次卻沒按下手印，“離開妻子、老母、女兒，在小崗踏踏實實干了３年，都想讓他留下，可又不忍心啊！”
挽留是愛戴，不挽留是疼愛。
然而，沈浩選擇了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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