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都市報記者 趙洋 文并攝
藤縣太平鎮獅山風景區，是具有丹霞地貌特色的森林公園。獅山人杰地靈，1000多年前，獅山腳下一處小山村走出了一名北宋名人——契嵩。 契嵩的一生擅長文章，勤于修持，著作甚豐，影響巨大，與歐陽修、蘇軾等人們耳熟能詳的歷史名人多有交集，更以“一代孝僧”和“明教禪師”之名而為后人所敬仰。
在藤縣太平鎮獅山風景區內，當地已重建契嵩當年出家的寺廟寧風寺。
契嵩的出生地藤縣太平鎮龍窟村，就坐落在新建的寧風寺旁。
北上游方成為靈隱寺主持 北宋時期，龍窟村屬藤州譚津縣寧風鄉（今藤縣太平鎮管轄）。當時，這一帶是漢族和南方少數民族的雜居之地。 1007年，龍窟村一戶信佛的李姓人家添了一名男丁，起名李仲靈。當男孩7歲時，父親不幸去世。父親臨終前叮囑妻子鐘氏，讓有佛學秉性的李仲靈出家。于是，鐘氏將李仲靈送至寧風寺當了一名小沙彌。 13歲時，李仲靈在東山寺剃度落發，第二年受戒，法號契嵩。出家后，契嵩嚴守戒律，精研佛學。參悟數年后，契嵩發現自己對佛學的理解難有寸進，便萌生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念頭。 19歲那年，契嵩離開故鄉，北上桂林，入湘水、下長江，遠涉衡廬，訪求明師。契嵩在湖南、江西一帶弘法，歷時16年。在游方中，契嵩認為必須精通儒學，才能學好佛學。在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的西山，契嵩借閱當地名士的藏書，諸子百家無所不讀，為日后其儒佛一貫的思想發展奠定了學術基礎。 有史籍將契嵩這段經歷精辟地概括為：“下江湘，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于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 35歲那年，契嵩來到了佛教的繁盛之地——浙江錢塘（今杭州），在靈隱寺住下，并成為了靈隱寺主持。撰寫《輔教篇》宣傳“儒佛一貫”思想當時，古文學家們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排佛運動。北宋政治家、文學家歐陽修在撰寫的《本論》中認為，佛教是外教，只有儒家的禮儀才是中國的治國之本。 契嵩不滿排佛浪潮，對佛教前途深感擔憂。他認為，講經說法和唇舌爭辯并不能達到息聲止沸的目的，只有在理論上做出重大建樹，方能對內統一僧眾思想，對外抗衡排佛派。 于是，契嵩花費數年時間，先后寫了《輔教篇》上篇的《原教》、中篇的《廣原教》、下篇的《孝論》《壇經贊》和《真諦無圣論》，總字數為3萬字，針對歐陽修《本論》中的觀點一一予以批駁。 在《輔教篇》中，契嵩博引儒佛經典，力證佛教的“五戒十善”與儒家的“五常仁義”的思想實質是一樣的，兩者“異號而一體”。 在雙方的論戰中，佛家主張出家，遠離父母，拋妻棄子，與儒家的綱常倫理發生了嚴重沖突，因而成為儒家學者批判的焦點和攻擊的軟肋。 在《孝經》中，契嵩充分肯定儒家主張的孝道，又竭力為佛家辯護。他以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的故事為例，說明佛家的“孝”高于世俗的“孝”。 契嵩認為，釋迦牟尼的父親一直設法阻止兒子出家。最后，釋迦牟尼還是想盡一切辦法逃出家門，到處參訪明師，探求人生真諦。在儒家思想看來，這是大逆不道的行為。但釋迦牟尼出家修行是為了修成正果，以其德行令父母顯尊揚名，一旦修成大道，人們會因為其子有大德，而“尊其父母，曰大圣人之父母也”，這才是真正的大孝。契嵩還指出，父親亡故時，釋迦牟尼親自回來舉喪，和兒子、堂弟一起負棺趨葬，這是孝還是不孝呢？ 《輔教篇》一出現，便被“吳人模印”，很快在東南沿海一帶流傳開來。“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跡也。”這句契嵩的名言，當時曾廣泛流傳，人們深為其理論和古文功底折服，各地排佛之風也漸漸偃旗息鼓。 藤縣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廖永基認為，契嵩的觀點既統合了儒佛思想，也推動了佛學的世俗化，在當時閃耀著時代的思想火花。 獲賜“明教大師”稱號 歐陽修，北宋名臣，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代表性作品《醉翁亭記》傳唱千年，至今仍是語文課本內的名篇佳作。 契嵩與歐陽修之間的會面，成為了中國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話。當時，經朝廷宰相韓琦介紹，朝廷參政（副宰相）歐陽修讀了契嵩的著作。當時歐陽修以文章自任，認為出家人皆是平庸之輩，但讀完契嵩的書后，歐陽修十分佩服，對韓琦說：“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當一識。” 翌日早上，契嵩去拜訪歐陽修，歐陽修熱情地接見了他。兩人一見如故，諸子百家，佛學經典，無所不談。歐陽修覺得契嵩學識豐富，和他“與語終日，遂大稱賞其學瞻道明，由是師之聲德，益震寰宇”。 廖永基認為，契嵩當時的文章其實是針對歐陽修的，但歐陽修不但不惱火，反而大加贊賞，可見歐陽修是“宰相肚里能撐船”的人。 見過契嵩后，歐陽修再也沒寫過反佛文章，兩人由論敵轉為朋友。據相關史料記載，晚年的歐陽修還自號“六一居士”。“居士”是指佛教對在家學佛人的統稱。廖永基認為，這表明歐陽修已從早年的排佛派，逐步轉變成學佛人，其中契嵩的影響是極大的。 契嵩其人其文，得到了民間的認可，也得到了北宋政府的承認。慶歷年間，宋仁宗下詔，要求傳法院將契嵩所著書《傳法正宗記》《傳法正宗論》和《輔教篇》等編入藏經，并賜契嵩“明教大師”的稱號。 自此之后，契嵩所在的杭州靈隱寺聞名遐邇，海內外佛教信徒紛紛前來探求佛法，讓靈隱寺成為了禪宗圣地。 存世文章僅剩30萬字 契嵩的一生寫了60多萬字的文章，共100多卷。到南宋初，這些文章很多已散失了。南宋年間，懷悟禪師搜尋契嵩的著作，歷時20多年，僅收集到文章總數的五成。 在宋代，寧風鄉屬藤州的鐔津縣。于是，懷悟禪師將其收集到的文稿整理編成《鐔津文集》。如今，《鐔津文集》《傳法正宗記》和《傳法正宗論》成為契嵩僅存的著作。 清朝乾隆年間，《鐔津文集》被編入《四庫全書》。其中《輔教編》曾被日本學者翻譯成日文，并附注釋及解說，收入《禪之語錄》叢書內。 廖永基曾通讀契嵩書籍。他介紹，契嵩擅寫論文，對表、狀、志、記、序跋、傳記、評贊、書后、碑記等文體也是無一不精，其《鐔津文集》內除《輔教篇》，還有40篇論文、6篇雜著與書狀、23篇序文、7篇碑記銘表辭、12篇述題書贊傳評，129首古律詩等，可見契嵩既是禪僧，還是文僧和詩僧，這在僧人中是少有的。遠離故土的人，總會思念自己的家鄉，這是人世間最美好的感情。作為游子，契嵩也獨在異鄉倍思親，無奈千山萬水隔斷音。 廖永基介紹，從一些著作可推斷出，晚年時的契嵩曾打算落葉歸根，但在1052年，少數民族首領儂智高率軍攻占梧州，廣西廣東數年陷于戰亂，令契嵩難歸故土，內心極為痛苦。 在《孝經》中，契嵩表達了對父母的思念：“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極何以報其大德。”離開家鄉數十年，自己時刻“欲南還墳垅，修法為父母之冥椿。” 在《送章表文秘書》一詩中，契嵩寫到：“我家田園在南國，亦有溪山名武夷”。廖永基認為，詩歌將藤縣太平獅山比作武夷山那般風景優美和出名，詩詞背后隱藏著契嵩對家鄉深深的眷戀之情。 （參考文獻資料：《藤縣縣志》《鐔津文集》《禪宗宗派源流》《靈隱寺大事年表》《歐陽文忠公集》《中國歷代高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