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規范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就進一步規范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定和管理工作有關事項提出明確要求。《意見》提出，要依法合理細化具體情節、量化罰款幅度，堅決避免亂罰款，嚴格禁止以罰款進行創收，嚴格禁止以罰款數額進行排名或者作為績效考核的指標。
在《意見》中，“嚴格禁止以罰款進行創收”雖然只是簡短表述了一句話，但是，在一些地方財政吃緊的情況下，卻是一記明確的警醒：切勿“以罰創收”，擾民漁利。
近年來，在一些地方，個別行政執法部門以罰代管，甚至“以罰創收”，飽受群眾詬病。這主要源于行政執法的彈性空間缺乏明確尺度。《半月談》曾報道，在北方某縣，一年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才1億多元，令人吃驚的是，當地交通違章罰款一年竟有3000多萬元。
行政執法設置了罰款，本意在于教育懲戒違法違規的當事人，起警示威懾作用。行政執法的價值并非“為罰而罰”，而是要預防違法，從而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因此，從理論上來說，罰款行為是該罰則罰，與“以罰創收”并無關聯。然而，對于一種違法行為，什么情形該罰，什么情形免予處罰、從輕處罰、減輕處罰、從重處罰等，都有賴于行政裁量權基準的細化、量化。倘若行政執法方面存在裁量幅度過寬，該不該罰，罰多少合適，都由執法者根據個人經驗進行判斷的話，容易造成行政執法偏離法治的軌道，該嚴不嚴、該寬不寬，行政執法異化為“執罰”。
依法行政是維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徑。“以罰創收”看似糾正了不正確的行為，實則隱藏著較大的危害——“執法逐利”的行為會嚴重損害政府的公信力，與執法為民的理念和公正執法的初衷背道而馳。
一些地方執著于“以罰創收”，原因無非是財政吃緊，需要通過罰款彌補，加上很多地方不公開罰款去向，缺乏透明度，最終使罰款收入容易淪為一筆糊涂賬；此外，部分執法人員執法水平有待提高，導致屢屢出現執法亂象。誠然，“以罰創收”或許實屬無奈，但財政吃緊不該成為劍走偏鋒的理由，否則就是執法犯法，必須堅決遏制。
國務院日前印發《關于取消和調整一批罰款事項的決定》，取消公安、交通運輸、市場監管領域29個罰款事項，調整交通運輸、市場監管領域24個罰款事項。其清理的標準之一是，凡是違反法定權限和程序設定的罰款事項，一律取消。結合《意見》來看，取消和調整罰款事項，意義非同尋常，在保障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同時，也有效壓縮了“任性”空間，將執法從“罰款經濟”中剝離出來，給行政裁量權劃定出一條明晰的邊界，把“執罰”權力關進法治籠子，讓人民群眾在每一次執法活動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確保每一次執法都經得起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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